中国私募:通往退出的道路漫长而痛苦

IPO后减持的各项挑战

并非只有MSPEA在经历这种艰难的旅程。过去四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 Index)上涨了54%。而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则在同一时期下降了33%。这意味着很多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都低于,甚至有时远远低于其IPO价格。

通过对数据追踪商Dealogic提供的一系列由私募股权投资者支持的、自200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IPO的公司进行分析,中国金融投资网发现,有半数的公司目睹其股票价格跌幅超过30%,而其中有60%的公司股价下跌超过60%。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凯雷集团(the Carlyle Group)投资购买的中国重工业装备提供商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18.75%股份。在深圳上市的江苏润邦的股票已经自2010年9月上市初始时的每股人民币29元下跌65.5%至2014年5月中的人民币9.5元。

即使中国股市开始改变下跌趋势(股票分析师认为这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私募股权投资者仍然面临着由于中国股市的不发达和欠成熟所带来的无数独特挑战。

通常,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IPO时只出售一部分股份,其余部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抛售。而在中国2014年新股改革之前,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持股者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在IPO时不能出售股份。这是因为中国股市非常强调保护个人投资者,因为这些”退休大爷大妈”之类的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交易约占中国总交易额的70%。

这使得上市后的减持过程对私募投资者变得更加重要,而正是这一时期却恰恰变得非常棘手。在发达市场,投资者只需要聘用一家经纪公司安排一个”大宗交易”抛售股票,比如出售手中的5000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在中国,很多中小市值股票的流动性是非常低的。中国经纪公司在安排大规模股票销售方面的经验远远不足。这都意味着投资者所持股份需要以更大的折扣出售。

“最糟糕的情况是,当一个公司的股价开始下降,而股票又缺乏流动性。作为卖家,这是一个双重打击,可能导致更高的折扣,并且降低投资者的购买欲望,”以北京为总部、旗下管理5亿美元资产的私募股权公司浩然资本(HAO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Simon Eckersley表示。

中国的市场法规也增添了一层复杂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去年11月,即中国IPO市场经历13个月的冻结之后,发布了一套新的IPO改革规则。其中一些项目极大的限制了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出售股份的方式。

首先,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不得在禁售期届满后两年内以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出售其股份。这意味着如果公司股票表现不好,在通常的三年禁售期之后,他们可能会经历总长高达五年的禁售期。

另一组限制是针对持有上市公司5%股份以上的少数股东,这在中国几乎涵盖所有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在禁售期届满后(通常为1-3年),他们需要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开宣布其出售股份的计划。<!–nextpage–>

“从法律角度看,在潜在的IPO之后的减持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大陆存在信息泄漏的显著风险,因此保持机密性对避免或减少潜在内幕交易是最重要的,”律师事务所ReedSmith LLP在北京的合伙人R Michael Fosh表示。

这使得任何对公众市场的销售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旦有大股东计划出售股票的消息传出,股票价格就会下跌。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尽管IPO退出存在种种挑战,但它对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退出方式。

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到2012年每年分别有88、212、171和98次IPO退出,以其它方式,包括交易出售或向其它私募股权投资者出售股权等,实现退出的数字则分别为89、91、97和100。而上海和深圳的IPO退出在IPO退出中占大份额,分别为总退出次数的56%、61%、73%和83%。

通过在中国大陆交易所IPO实现退出的这一重要方式在过去几年就像是坐过山车。2012年10月IPO市场关闭,直到2014年1月重新开闸。今年前两个月共有48家公司上市,但随后IPO窗口再次关闭,直到一周前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恢复审查拟上市公司IP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