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中国金融播客的嘉宾是王彪文，雅登投资 （Adams Street Partners) 在亚洲投资的负责人兼合伙人。雅登投资是一家全球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本期节目中，王彪文与中国金融播客主持人，向冀，讨论了雅登投资在亚洲的投资策略，以及在打拼于中国市场十多年之后他所学到的珍贵投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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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雅登投资 （Adams Street Partners）在基金中基金投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之前的中国金融播客中，我们邀请过来自该地区其他两家基金内基金的嘉宾，即盘石基金（Pantheon）和Squadron Capital。你们和这两家同行企业，特别是在亚洲业务方面有什么区别？
答：是的，我们的历史可追溯回1972年首次在北美投资私募股权行业。然后我们的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扩展至欧洲，并在过去12年发展至亚洲。
我们与同行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以研究为导向作为市场切入点，并专注于投资组合构建。例如，我们相信多样化是私募股权风险管理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在跨时间、跨子类和地域的基金投资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多样化策略。我们经常投入相同的投资金额，无论其基金规模大小，以达到所需的多样化程度。这是独一无二的。
在选择所投资的基金方面，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采用了相同的全球标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和投资世界各地最好的私募股权基金。
Q：你出生在马来西亚，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而且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雅登投资工作。那么你最初是怎么知道雅登投资并在后来加入它的？
答：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会计，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工作，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1994年到1996年左右，我成为了一名共同基金经理。由于基金管理行业的实际情况破灭了我的幻想，我之后便考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1996到1999年之间，我成为了一名在东南亚地区有抱负的风险资本家，并在这段时间里投资了大中国地区的一些上市前公司。
那段时期亚洲是个非常有趣的市场。我们在一个火热的牛市之中做了投资，随即便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日兴资金（Nikko Capital）未能幸存。这个时候，雅登投资的前身布林森（Brinson Partners）来找我做研究亚洲的工作。我很惊讶，因为1998年亚洲已不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而是一个“沉没的市场”，大量资本从这个地区外逃。亚洲的私募股权投资作为一个行业，基本上消失了。雅登投资第一次注意到亚洲是在1992年到1993年左右，当时的市场还很火热。公司决定放过这个机会，并在亚洲金融危机谷底时期和我一起重新审视这个想法，我搬迁到伦敦进行对亚洲的研究。
因此，我认为雅登投资在进入亚洲市场的时机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远见和信念。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经常与该地区的普通合伙人（GP）见面，不作任何承诺，而是对他们进行充分了解，最终在2003年，我们完成了在亚洲的第一笔投资。
问：你真的是做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因为除了英语，你还会说马来西亚语、普通话、粤语，以及另一种中国南部和台湾的方言闽南语？
答：事实上，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会说好几种方言不足为怪，因为这是一个移民社会。我经常说，虽然我们能流利地说这些语言，但我们并不精通其中任何一种。
问：你太谦虚了。回到雅登投资，2006年你在新加坡开设了办事处，并于2011年在北京也设立了办事处。短短五年的时间，世界已经从牛市的巅峰转入后危机时期。在这整个周期中，你的投资活动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进入亚洲市场。我在伦敦花了7年时间进行研究，最终决定设立新加坡办事处。那些年里，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3年的SARS疫情。
2006年，当我们最终决定进入亚洲市场，开始部署地勤人员和设立办公室时，我们看得较为长远。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谷底时期，我们并不认为那是世界末日。实际上在整个周期，我们还在持续地连贯地按照我们多样化的策略进行投资。
Q：你们每年在亚洲的投资额是多少？此外，你们在全球的平均投资规模额为3000万元至5000万元。亚洲的平均每笔投资额要小一些，对吗？
答：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至15％分配给新兴市场，亚洲是一个重要分支。我们每年的部署速度为10亿至15亿美元，其中大约10％至15％会进入亚洲。
在投资规模方面，亚洲也是平均每笔投资从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不管我们投的是一个2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或者仅2亿美元的风险基金。无论基金的规模如何，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该基金的曝光程度，只有平衡的规模将实现投资组合的多样化。
问：在中国，你们已经投资了鼎晖投资（CDH Investments），挚信资本（Trustbridge Partners）和鼎鑫资本（Tripod Capital）。你刚才提到，雅登投资的任何投资都采取相同的全球标准。但在中国，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历史较短并且有时信息非常模糊，这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吗？
答：如果你做一个电子表格，录入多年的经验和业绩，那么新兴市场将永远无法与成熟市场媲美。但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寻找优秀的经理人。因此，我们的全球标准不仅是定量的，也是定性的，即与团队相关：他们是否有正确的经验、是否经历过不同的市场周期、以及是否不论市场好坏都有能力执行投资策略。
问：毫无疑问，这些年中国市场给你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但除此之外，你是否对一些投资决策抱有遗憾？从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答：是的，有一些。例如，因为我们公司的历史背景，我们通常是关注一些前期投资，并没有对中国的一些后期项目和上市前项目给予足够的重视。但现实的情况是，2006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在这些领域创造了很多投资机会。
事后看来，我不认为我们会投资那些专注于上市前交易的基金，因为他们可能总之也达不到我们的全球标准。但从那之后，我们确实变得更加谨慎，并充分考虑到外部因素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整体市场动态的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对我们所投资的管理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我们当时正在研究是否投资一个具有良好纪录的成功基金。但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基金有一些有问题的操作，在当时既不可被验证也不能被证明。但这引起了这个基金潜在的诚信问题，于是我们便放弃这个投资机会。但事实上这个基金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回想起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这些潜在的诚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当时的研究能够更透彻，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有问题的操作当时在中国市场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当时中国的环境和行业发展状态的产物，并不是诚信问题或欠缺专业。
所以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些有问题的操作时，我们会更进一步问道：这有什么原因？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像以往一样，按照这些可疑行为的表面价值处理问题。
本期嘉宾：
王彪文是雅登投资 （Adams Street Partners) 在亚洲投资的负责人兼合伙人。雅登投资是一家全球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他原任职于雅登伦敦办事处，后来主导在2006年开设新加坡办事处，2011年开设北京办事处。在此之前，王先生曾任职于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新加坡日兴资金（Nikko Capital）和新加坡Indosuez Asset Management。
王彪文是雅登投资 （Adams Street Partners) 在亚洲投资的负责人兼合伙人。雅登投资是一家全球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他原任职于雅登伦敦办事处，后来主导在2006年开设新加坡办事处，2011年开设北京办事处。在此之前，王先生曾任职于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新加坡日兴资金（Nikko Capital）和新加坡Indosuez Asset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