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陈玉宇
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是谨慎乐观，更长期看是乐观。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来自两方面：长期结构性力量和短期周期力量，最近三五年受到短期冲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也在发生长期的结构变化。这两个力量造成了我们过去三四年来遇到和观察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我总的判断是，未来五年，GDP增速会从今天的6.7％缓慢下滑，在2021年稳定在5.8％。增长速度降低了，但我们的经济健康状况会变好。具体来看，推动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力量有消费、资本，也就是投资、出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前者是我们期望达到的，而后者的比重将会有所恢复，经济增长结构会变得更健康。
造成经济困难的是长期力量和短期的周期性力量。短期的周期性力量去年已经见底，今年开始扩张和复苏，根据这半年来的数据，我认为我们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
很多悲观的人认为中国的数据有问题，感受到的困难比经济数据统计出来的困难要严重得多。从事制造业的人会认为去年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们第二产业部门增长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零增长。一线的企业家感受到的企业零增长也是对的，不过由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价格平均下降了6%，所以0的名义增长率减负6%的价格结果就是正6％。
GDP增长是制造业多生产了多少个数的东西，去掉通货膨胀之后，大家的感受跟统计局的数据不一样很正常。这个数字代表着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生产量增长了6%，销售额跟前年持平，这是去年中国经济困难的表现。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些扩张性的货币和政策持有迟疑的态度，但是决策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避免这种困难局面。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积累了过剩的产能和库存，给我们带来很多市场调整的压力。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PPI价格指数开始负增长，2%的下降是可以承受的，但是2014年PPI雪崩式的下滑，就是大家明显感受到商品价格走低。到2015年年底下降6％，意味着很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紧缩，这就构成了去年销售的零增长。今年PPI回到零以上，如果制造业产量增加6％，销售也会增加6％，与去年产品产量增加6％但是销售额增加为0是不同的。
我们要注意国有企业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的装备设备投资等增长速度从2013年的20%多，缓慢下滑到2015年的10%。之前非国企的增速一直高于国有企业的速度，但是到2015年底民营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雪崩，某些企业接近零增长。民营企业未来不乐观，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然后就靠大商所的交易，这是很危险的迹象。
而整体宏观经济好转是因为2015年下半年以来，决策者督促一些政策性的银行大力度地批准了各种项目进行，表示我们国有企业投资增长速度为30%，这种非常强的短期经济政策是必要的，避免了我说的多生产6%的东西销售额却是零增长的情况，使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变化。但是现在值得忧虑的是，只靠国有企业高速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我们要谨慎地观察，决策者也在努力出台政策改变这个情况。
1975年到2005年，随着人均GDP增长，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制造业占GDP是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会上升。造成结构性变化的力量有三个，一是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收入上升，食品占比越来越低，农业的比重下降。人均GDP每7到10年翻一番，需求结构会发生激烈的变化，生产结构也需要伴随变化。二是技术的变化，新的技术会使原来的产业结构变得不合时宜。三是时尚和偏好的变化，年轻人的消费结构不一样。
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需求结构的变化，农业占GDP比重会下降，这个过程很明显，从2004年到2015年十年时间农业占GDP下降1%，这一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得到提高。但我国的农业比重已经十年不降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了巨大的瓶颈。
金融结构也出现问题。全部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加上金融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是金融业的增加值。2005年以前，金融增长速度略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危机以来又迅速上升，现在金融业占GDP比重9%，可9%的风险很难判断，用美国的金融业做下参考——大萧条时金融业占GDP比重6%，箫条之后回到3%，二战后伴随服务业的经济发展达到8%，最近回到7%，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的比重。中国最近金融业占比迅速上升，有人觉得不可持续，有人认为经济崩溃了，金融业跟着崩溃了，这个比重也会下来。
第三种观点，金融业的从业者深谋远虑，决策和监管者高瞻远瞩，让我们在8%、9%的水平上奋斗未来十年，使得中国金融业更高质量地增长，而不是简单扩张。未来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8%~10%左右，还是比较健康的。很难想象我们从今天9%，希望看到十年后中国金融业的比重达到15%、35%，达到香港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是中国的重要挑战。
最近很多分析杠杆率的文章，夸大了目前杠杆水平的危害。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并不高。杠杆率是指家庭部门负债、政府负债和非金融企业负债之和占GDP的比重。中国的比重大概处于230%左右，这个数据放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高。中国的问题在于近5~10年来比重上升速度太快。
当名义GDP增长速度达到20%，杠杆率才可能下降，可是我们现在名义GDP增长速度是7.8％。现在处于通货紧缩阶段，会增加债务人的负担，所以中国的负债比重高速增长。我们家庭的负债比重放在世界范围内是低的，家庭房贷、消费信贷都远远不够。我们家庭负债相对不高，因此金融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改善家庭生活水平。
政府服务分两部分，整体政府的债务比重在安全线以内，2001年开始到危机前，财政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是25%，是收入增长最快的政府，连国债都懒得发，所以银行、市场都没有充分的短期国债可以作为交易的品种。但是我们地方政府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短期债务的累积和压力，由于基建的投资在现在，而带来的收益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因此中国基建的投资应该依赖于长期资本市场工具的支持。
企业债务占全部GDP的140%左右，其中60%是国有企业，80%是民办企业，民办企业没有杠杆过高的问题。问题在于贡献GDP的20%的国有企业负债达到60％，所以一个挑战是改革国有企业，另一个挑战是解决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冲突，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了3.5倍，但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50%，制造业企业全面感受到压力，盈利能力下降，财务状况恶化，这是长期的问题，需要慢慢解决。
汇率问题从去年以来牵动每个人的神经。过去40年，美元发生过三次大的升值。第一次是1978年到1980年代初，背景是美国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矛盾，实行了史上最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时美国银行市场的拆借率是21%，各国的资金涌入美国，美元的币值被高估，美元三年时间升值了70%。第二次升值是克林顿时代，也被称作为强势美元时期，美元升值40%，这段时间的升值对美元来说是健康的，因为流动到美国的资金都是以获得美国的股权和公司管理权为目的的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炒作。
2007年以来，大家开始不看好美国，所以有资金离开美国，美元贬值，之后发现欧洲比美国还差，资金又回到美国，所以这次危机期间美元波动比较大。从2011年底开始，美国货币政策对于美国稳定经济起到良好的作用，美元有比较强劲的势头，2012年美元缓慢升值。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25%，这是美元第三次升值。
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提升，美元有25%的升值，意味着我们出口负增长。这就造成资本市场的混乱，美元可以对世界主要货币升这么高，人民币可不可以伴随着升这么高，市场上很多人预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很微弱，改革挑战很多，经济增长前景没有那么硬朗，所以人民币有可能不能维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会贬值，这样预期就会先卖掉人民币，换成美元资产。
造成我们外汇波动的是，2014年以前中国国内资金市场的利率10%以上，而香港、美国的资金市场利率是1%~2%，因此很多国有企业、有关系的地方企业、民办企业就到海外借便宜的资金，有八千到一万亿美元。人民币要对美元贬值，这些企业就着急提前还款，造成短期内资金的巨大外流。对这个问题眼下没有好的办法，汇率问题的危险程度被过度高估，衍生成中国经济一团糟，人民币要大贬值。但是我们的确有问题，没能建立起人民币跟美元更加浮动的汇率安排，如果我们希望跟美元建立浮动汇率，就意味者我们要有外汇交易市场，通过外汇交易帮助我们进出口商锁定风险。
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长期来看我认为中国很乐观，有三个理由。
第一，20年后中国将有十亿人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地区，还包含了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农民工等待着把家人接到他工作的城市去。第二，中国十年之前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第三，我们现在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与1953年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相同。
具体来看，1990年中国出生了2400万人，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中国出生了4亿人，这4亿人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正在做两个决定，就是在哪个城市、在哪个行业工作。未来20年中国的任务很有挑战，中国需要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把这4亿年轻的劳动力配置到他们希望去的城市和岗位上，如果劳动力市场完成这件事，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就解决了，今年解决好90年出生的两千万人在合适的城市、在有前途的行业就业，明年解决好91年出生的，未来20多年解决好4亿人，那时候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40%。
70年出生的人只有3%上大学，80年出生的人有7%念大学，但90年出生的人有25%的上大学，而00年出生的小孩有一半将获得高等教育。因此推算出，未来20年每年增长700~800万大学生，未来20年将累计增加2.1亿大学生。这就从劳动力素质方面，为中国走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从中等收入迈向富裕，从产业结构依赖于制造业慢慢转向依赖于高端服务业的结构变化做好了准备。
我预测服务业未来五年会上升，制造业会缓慢下降，农业我希望下降得快一点，但前提是农业的生产效率要改进。2021年经济增长前景是5.8％，悲观一点，如果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跌到3%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2015年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全世界经济增长中接近一半的力量是来自中国的贡献，中国对世界非常重要。周期性因素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深谋远虑，适应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政府的政策应该促进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这样我们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环境，民众收入会改善，中国会迎来比较健康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