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中国金融播客的嘉宾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商业伦理教授史蒂夫・费尔德曼（Steven P. Feldman）。他与主持人向冀讨论了英国制药商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前中国区高管性爱录像带的最新消息披露，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电子窃听的危险，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反腐败行动与以往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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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采访摘录。
问：本周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葛兰素史克（GSK）前中国区高管及其女友的性爱录像带被秘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GSK高层。这一事件的曝光对在中国开展商业所面临的风险有些什么揭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而言？
答：（我们知道）在中国，性服务有时候是一种行贿手段。现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是谁录制了这盘录像。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你必须要格外注意自身关系和行为的地方。
问：您是否认为这种隐蔽的监视监听情况的发生次数远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多？
答：我想是的。我合作过的很多公司都有过类似的问题。一家大型的美国公司在上海设有办公室。美国的董事会成员们想来上海召开董事会会议，但其中国区总裁却无法把其上海办公室的董事会会议室里的电子监听设备清除掉，因为在中国拥有搜索电子窃听装置的设备是违法的。
另一家公司表示，他们在购买新的办公物业时要非常小心，因为很多写字楼都安装了电子窃听装置。
此外，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从他在中国入住的酒店发了一份传真到美国咨询一笔交易的意见。后来，当他和他的中国对手谈话时，对方已经知道了其传真的内容。
当然，美国政府也有很多窃听行为，但他们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获取政治情报，而中国政府则仿佛也参与到工业和商业的行为中。
问：那么，那些面临监听风险的企业应该怎样应对呢？
答：他们需要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的信息。在我给的第一个例子中，这家公司后来还是在上海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但是他们知道这次会议不是隐秘的，在会上的话可能完全被其他人获取。
因此，之后公司在以小团体为单位又召开私下会议，几个人边走在大街上边讨论（潜在的敏感）问题。
问：近期，中国商业环境的另一个变化是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反腐斗争。这次运动于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腐斗争一直在不断开展和结束。这次会有区别吗？有些人认为是，但我认为我们只有在这个运动结束后才会知道。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腐败问题的范围太广，习主席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真正解决它。
当你跟中国的高管交谈时，他们的感受是这场运动实际上很政治化，不是以法律或者法规为最根本准则。政府正在逮捕一些其竞争对手，或是对其造成威胁的人。一些更为悲观的高管会说，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是贪官，为什么其中有些人会被逮捕？答案是，这是一场更基于政治的运动。
问：但是这场反腐败斗争似乎愈演愈烈。外国企业在这个节点时应当如何应对？
答：我所交谈过的美国公司似乎更担心美国政府在1977年颁布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以及美国司法部（的追究责任）。
例如，一家美国公司收购了一家中国公司，但它无法确定这家中国公司曾经是否行贿过政府官员。后来证实确实有过行贿行为。所以现在，这家美国收购方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而遭受潜在的高额罚款。
当然，这些公司也担忧中国的反腐行动，但他们似乎对美国本国的反腐法律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加谨慎。
问：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几乎每周都有新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被调查。在这一敏感时期，外国企业应当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答：他们应该尽量保持与多个政府官员的关系，不要只依靠任何一人。此外，他们一定也要保证自己这边的”交易”是干净的，以防在政府官员被调查之后而被牵连。
问：在你的书中，你描述了一种”中间人”的处理中国特殊商业环境的办法，可以减轻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它是如何具体实施呢？
答：美国公司可以向中间人出售自己的商品，中间人又可以将产品销售给最终用户，并处理这一过程中任何潜在贿赂。或者，中间人参与双边商务谈判并实施任何必要的贿赂。
但当然，中间人也提供合法的业务功能。它连接了两种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企业）并且中国存在大范围的腐败现象，而美国则是法制占主要地位。但毫无疑问，（处理贿赂）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重要角色。
问：有时候，中间人方式行不通或无法正常实施。葛兰素史克的案例是属于哪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