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
我们是否听到放松货币政策的哥斯拉正在咆哮？也许吧。关于是否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争论正在升温。今天我们尝试从历史数据中寻找答案。
如果历史数据可资借鉴，当前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应该已经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问题在于历史并不总是很好的参照。显而易见，李克强政府对经济放缓的应对之策不同以往。习近平总书记亦表态称经济增长应适应”新常态”。高层坚守底线，锐意推动改革攻坚，实为可贺。
然而，去杠杆化不能通过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亦不能伴随高实际利率和低名义GDP增长率(并且还在减速)而获得。我们认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较大范围放松政策以稳增长。
包括一位前央行副行长在内的评论人士近期表示，当前无必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及普遍放松货币政策。央行行长周小川上周末表态称宏观经济无需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如果我们理解无误，这些措施中或许包含存款准备金率。
反对降准者认为经济增长虽然减速，但就业没有问题，金融体系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因此有什么必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呢？同时他们还担心降准会释放出中央再度依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并延缓艰巨的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支持者预期今年二季度或三季度初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我们也持此观点。短期内经济增长较为令人担忧，同时，信贷增长也在减速，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调整。如果未来房屋销售保持当前的水平，40座大中城市的房屋库存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小城市的数据非常有限，库存状况可能更为令人堪忧。
我们认为除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创造更多放贷空间外，有必要尽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期提振信心。并同时配合其他措施，如放松银行存贷比上限、降低房屋贷款利率和购房首付比例等，以期政策放松获得实效。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学家祝保良等学者呼吁货币政策增加灵活性，主张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现在我们来看近些年存款准备金降低时宏观经济的形势如何。自2008年9月开始的一轮降准周期中，存款准备金率共降低了250个基点，当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暴跌，显然形势紧急。
之后存款准备金率又在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调低，共计调低幅度100个基点，这一轮调低与当前的形势有颇多相似之处，都伴随着工业活动和房地产市场减速。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李克强政府对经济减速的应对之道不同于上届政府。如果没有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从经济数据看，中国政府在当前情况下应该已经采取了降准措施。但是本届政府将在何时出手难以预测。
总之，我们认为有较强的理由支持放松货币政策。同业市场利率似乎已经回落，这应有助于带动债券和银行承兑汇票发行。货币政策放松已经在没有任何官方信号释放的情况下悄然实施。但随着三季度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有证据表明中央正在转向稳经济立场将尤为重要。
（本文经过文字编辑修改）